作者：赵心琪
在赞比亚西北部的梅赫巴（Meheba）难民安置点，窦雨辰走进了一所只有两个老师的小学。校长苦笑着告诉她，这两位老师其中一位还是即将离开的实习生。她点了点头，默默记下这个请求——是否可以帮忙和教育局沟通，为学校争取一名编制教师。
这一次，她不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大三学生，不是校园中的理论思辨者，而是联合国难民署驻赞比亚索卢韦齐办公室的一名教育实习生。
每天的工作，是在黄土、玉米粉、断网和田野中穿梭，为难民儿童协调教育物资、评估教育需求、参与政策建议、接待世界银行访问团，也偶尔和难民中学生闲聊时争论“法语人名里的H到了英语国家究竟应不应该发音”。
她说，许多工作内容“很像基层选调生”，听上去不太难，做起来却更复杂，挑战也更现实。
从哲学课堂走进非洲土地
展开剩余87%“我一直对国际组织的工作很感兴趣，看到那个岗位没有年级限制，再加上自己先前通过课程和实践积累过相关知识和经验，就立刻申请了。”窦雨辰说。大三的她彼时正在德国交换，课程压力相对较轻，得知这一岗位后，便抓住机会申请。
联合国难民署驻赞比亚办事处设于首都卢萨卡和3个难民安置点附近。她所在的索卢韦齐是赞比亚西北部城市，距离首都超过500公里，也是刚果（金）难民的主要安置点之一。她的岗位是“教育实习生”，但工作内容远不止于“教育”。
田野与会议室之间
她的工作分为两个部分，一是“上得了台面”的数据分析、报告撰写、项目管理和政策建议，另一个是“接地气”的田野走访与物资协调。
她是教育板块的results manager，负责收集全国范围内难民教育相关的数据，撰写季度报告，分析安置点基础设施和国家标准之间的缺口，为资助决策提供依据。她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流离失所者资质认证制度的工作坊，在与政府对接中提出改善建议。她还接待世界银行访团、安排调研行程、协调学校积极筹备。
更多时候，她在一所所学校、一间间办公室里穿梭：开展访谈决定把有限的物资分发给哪些学生、组织教师培训、为社团发放“反性别暴力”T恤衫并顺带组织一次相关讲座；写预算表、实地催数据，甚至研究如何把废旧轮胎做成秋千或堆肥桶，装进难民学校的操场。
在她看来，这些看似繁杂的细节，拼接起来才构成了“人道主义援助”的真正面貌——不是宏大话语，而是由无数缓慢琐碎的事务构成，靠一点一滴的协调与坚持，才得以推动向前。
非洲的日常
她所在的办公室是赞比亚当地标准较好的工作环境，有院落、办公室、太阳能，但不稳定的国家电网时常断电，中午经常吃不上热饭，早期甚至没水可用。“我现在已经习惯了，由于城里买不到中国调料，也学会了做印度菜。”她笑说。
最初的文化冲击来自“时间观念”：会议常常推迟一两个小时，同事聚餐晚了一个小时才开始点菜。“他们称之为‘非洲时间’，我也慢慢接受了。”
还有一种突如其来的社交方式：超市里、街头、学校门口，经常会有人出于好奇上前搭话——有时是孩子问她姓名，有时是陌生人展示婚礼请柬、询问商品价格。这种“热情”最初让她难以适应，如今已然平静以对。
刚来时的不适，还有来自一种深层的“异质感”：自己成为了被注视者，被当地人称为“姆松古”（白人老外）。那种目光让她一度感到格格不入。
后来有一次去超市买了一提矿泉水，结果包装裂开，瓶子滚了一地。还没反应过来，周围的路人就纷纷上前帮她捡水瓶；一位卖玉米的小贩甚至找来蛇皮袋，把瓶子整整齐齐地装进去，还帮她绑紧。
正是从这些日常的善意中，她开始慢慢放下戒备，学会用更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和融入这个地方。无论肤色、语言、生活多么不同，“人都是一样的”。
独腿父亲、志愿教师、同事的孩子
难民营里没有宏大叙事，只有无数普通人的困顿与努力。
她曾遇见一位独腿的父亲，拄着拐杖走来申请资助女儿的校服和学杂用品。女孩成绩优异，但家境极度贫困。项目组提出可将她送往寄宿学校，以减轻家庭负担。但父亲始终犹豫：孩子是家里重要的劳动力。他说，“再考虑一个月”。几个月后，她再去找他时，依然没有得到答案。“这不是他的问题，而是现实太难。”
一些学校的志愿教师，工资低得令人心痛，每月不过1300克瓦查，约合人民币不到400元。但他们却热情不减，认真备课、积极和学生互动，只希望学校能帮他们争取到“一个正式编制”。
她的同事们则以另一种方式刷新了她对“稳定生活”的想象：许多同事都面临着长期与家人分居的处境。有的同事带着女儿全球迁徙、与丈夫长期分居；也有同事的一对双胞胎孩子成长到五岁，自己也没能见过几面。“进入这个行业，或多或少都要做好跟工作结婚的打算。”同事和她说道。
这份工作，没有想象中的光鲜，也不能称得上稳定。随着美国撤资而来的裁员潮已席卷各地，她亲历Resettlement（第三国安置）部门的撤销以及大规模的人员调整。两位同事在她到岗两周后被解约；又过一月，更多人离开。“我突然意识到，即使你在联合国，也不是铁饭碗。”
“去哪里”变成“做什么”
她坦言，实习前，她对联合国系统有着理想化想象：“一个能四处工作、为世界带来改变的地方。”但经历了预算削减、岗位竞争、生活迁徙和制度限制之后，她开始明白，真正需要思考的，不是“去哪里”，而是“做什么”和“怎么活”。
她意识到，联合国系统的长期工作伴随频繁搬迁、牺牲家庭、职业不确定性，即使进入正职，也要每四年重新面临竞聘。“我现在更想培养一点技术性的能力，这样未来不仅能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，也能在其他领域有更多选择和可能。”这段经历没有浇灭她的热情，但让她更务实。她计划将来或先进入需要“硬技能”的领域工作几年，再回到国际组织体系。
她也不再执着于“名校”“标签”，反而更钦佩那些在赞比亚本地成长起来、依靠实战经验打磨出能力的同事。“我不再追求进入某个机构、某所学校，而是更愿意问自己：我享受吗？我是否真的在做有意义、有价值、让自己心安的事情？”
想告诉后来者的话
对于想进入国际组织、却担心语言、背景或能力“不够好”的同龄人，她有一套朴素的回答：“不用自己给自己设限。只要心怀热爱，勇于尝试，总能在事上磨炼，在‘做’中‘学’。你可以英语口音不标准，也照样完成交流。没有人因为语法或音调看不起你——只要你能让别人听懂。”
她也说，不要太快被“体面”或“职业标签”绑住。“从这些同事身上我看到，人生真的有很多种活法。”
理想与现实
她不是“拯救世界”的超级英雄，她更像是许多在全球舞台上摸索前行的年轻人之一：带着对公共事务的热情与一腔锐气，走进现实，然后试着留下痕迹。
“你只有先把一个理想变成现实，才会长出下一个理想。”她在采访末尾说。理想的实现不是终点，而是让一个人拥有继续前行的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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